徐力群，漢族，1959年5月出生，1976年7月參加工作，198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房地產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銀川市金鳳區區委書記、銀川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工委書記，固原市委常委、副市長，中衛市委副書記、市長，寧夏回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秘書長，機關黨組書記（正廳級）。
2020年9月，經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批準，自治區紀委對徐力群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審查。同年11月，自治區監委對徐力群涉嫌嚴重違法問題立案調查，并對其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4月，經寧夏回族自治區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自治區黨委批準，決定給予徐力群開除黨籍處分；由自治區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涉案財物隨案移送。
2021年8月，吳忠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公開審理徐力群受賄、非法持有槍支一案。同年11月，吳忠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徐力群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犯非法持有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徐力群認罪認罰，不上訴。
在領導、同事眼中，徐力群是“清廉”標桿，“他挺正直的，從不讓同事、下屬到他家中拜年，也不收別人送的禮品禮金。”就連當地一些大老板都認為徐力群“油鹽不進”，“他還是比較講原則的，很不好‘拿下’。”
“這不過是他偽裝出的一面。”據辦案人員介紹，為了標榜“清廉”，徐力群下足了功夫。對于當地名聲大的老板送來的禮品、現金等，他都高調讓司機、辦公室工作人員退回，甚至主動將其中一部分上交組織拍賣處理，并將拍賣的錢捐贈孤兒院，樹立“廉潔”“恤民”的領導干部形象。而每一筆退回和上交的錢款他都注意記錄留痕，還專門整理成冊、精心保管，作為其彰顯“清廉”形象的資本。
“徐力群被核查時，有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議，甚至還為其辯白。”辦案人員說。直至他被留置后，面對鐵的證據，其臉上的“面具”才被揭下，偽裝者的真實面容終于顯露出來。經查，徐力群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僅存在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錢色交易，還非法持有槍支。而其收受的財物除了字畫、茅臺酒，還有象牙制品、玳瑁標本等國家禁止流通的野生動物制品……
“我走了太遠的路，卻忘記初心，背離組織，直至犯下大錯，后悔莫及。”徐力群從一個懵懂青年通過勤奮努力成長為一名正廳級領導干部，最終卻淪為身陷囹圄的腐敗分子，命運的起伏猶如一場戲。而他在這人生之戲中扮演的多個角色，早已為其今日的痛心疾首、悔恨交加埋下了伏筆。
黨性缺失、表里不一的“兩面人”
黨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黨性修養不會隨著黨齡的增加而自然增強，也不可能隨著職務升遷而自然增強，而是需要時時警醒、不斷錘煉。“黨性缺失是我犯下各種錯誤的主要根源。”在留置點，徐力群自我剖析道，從忽視理論學習和黨性鍛煉開始，他的理想信念出現了動搖，思想隨之墮落變質。
徐力群參加工作后，長期在銀川市房管局任職，并在組織的培養下逐步成長為市房管局黨委書記、局長。然而，長期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他卻認為自己只需干好業務，從不重視政治理論學習，他坦言道：“我入黨30多年，一開始還是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的，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再也沒有認真讀過、重溫過黨章，再也沒有對照黨員義務、黨的紀律來審視自己，到后來黨性蛻變得只剩下黨員這個外殼。”
初心易得，始終難守。黨性弱化、理想信念淡薄的徐力群漸漸把“對黨忠誠”的誓詞拋到了九霄云外，還練就了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本領”。
表面上，徐力群是一個“清正廉潔”“作風正派”的領導干部。在銀川市房管局任職期間，他不惜得罪單位的其他領導和同事，多次要求退回單位發放的福利。對于同事、下屬送來的“特產”，他也果斷拒絕、甚至大聲斥責。
背地里，他常利用職權為自己認為可靠的私營企業主提供幫助，并收受“好處費”，他坦言道：“很早我就從權力中感受到了‘好處’，這種‘好處’改善了家庭的生活，讓我沉醉于被逢迎的愉悅之中，以至于沒人送，我就感到很失落，盼望人家送。”
“他私下給自己的身邊人劃分了‘圈子’，圈子內外，經營著兩面人生。”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徐力群對于圈子外的人，秉公辦事、不徇私情，讓外界認為他是一個廉潔奉公的領導干部；而對圈子內他認為“安全、靠得住”的老板們，則照顧有加，在這些“自己人”面前，他貪婪的本性暴露無遺，對于送上門的禮品、現金照單全收，甚至主動索賄，一開口就是幾百萬。
2007年，徐力群出任中衛市委副書記、市長，主政一方后，他把“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的做法用得爐火純青。不論是在會議上、文章里還是在接受采訪時，他都大談特談如何做到“五不直接分管”，如何防止以權謀私，讓干部廉潔從政。實際上他卻常年插手和干預各類重大事項決策，想盡辦法為圈子內的“朋友”們提供幫助，以謀取私利。
“徐力群的心中一直盤算著一筆‘政治賬’，他這時候對自己的政治前途抱有憧憬，因此還有所忌憚。”辦案人員告訴記者，但在2011年中衛市委主要領導調整，徐力群沒有如愿接任“一把手”后，他便心灰意冷，覺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到頭了，從那時起，他的內心發生很大變化，充滿了“怨氣”“委屈”等負面情緒。“既然組織沒有提拔我的意思，我還是早點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打算吧。”“政治賬”算空后，徐力群又算起了“經濟賬”。此后，徐力群在金錢的誘惑下迷茫、迷失，在十八大之后甚至十九大之后還不收斂、不收手，失去理性、毫無敬畏。
“兩面人”實質是政治投機者、行動兩面派、道德偽君子，根源在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扭曲。沒有人生來就是“兩面人”，徐力群正是在逐步放松自身黨性修養后，喪失理想信念，導致思想上變質、政治上蛻化，以兩副面孔示人。但不管他表面上如何講廉潔、講奉獻，其不真不忠的本質在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的形勢下，最終都會暴露出來。
精于算計、鉆營謀私的“聰明人”
黨員干部應該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永恒的追求，甘為公仆、無私奉獻。而徐力群信仰迷失大德不明、以權謀私公德不守，貪字當頭、欲壑難填，其刻意描畫的“清廉”面具背后，是精心算計和鉆營取巧。徐力群行事謹慎，為了掩蓋違紀違法事實，給自己留了很多“后路”。就連辦案人員都驚訝于他的詭計多端：“徐力群很聰明，精于算計，他有許多腐敗‘點子’，手段都比較隱蔽，很難發現破綻。”
打政策“擦邊球”。徐力群曾長期在房管局工作，熟諳城市規劃、工程領域相關政策和制度漏洞。任中衛市市長后，他獨斷專行、任性作為，常通過私下打招呼，或明招暗定，或讓不該上會研究的上會研究，以集體決議形式掩飾其為他人謀利的事實。“在決策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馬榮富獲得中衛市城區新增500輛出租車經營權事項上，表面上是中衛市政府通過會議形式集體研究決定，與徐力群無直接關系。實際上是徐力群未經招投標，讓這個不該上會研究的議題上會，并采取默認的方式通過，其目的就是以集體決議掩蓋其為馬榮富提供幫助的事實。”辦案人員說，之后，中衛市新增的500輛出租車直接交由馬榮富名下公司統一經營，造成行業壟斷和大規模集體上訪，產生了惡劣社會影響。
建牢固“利益圈”。徐力群在平日里便有意結識一些私營企業主，并利用職權為其提供幫助，以此籠絡人心，形成固定的“利益圈”。“他選擇的圈子里的人都是他認為‘老實、低調、聽話’，與其有著依附關系的人。”辦案人員告訴記者，這些人并不是當地“顯山露水”的大老板，承攬的工程項目也都掛靠在其他公司名下，徐力群對他們十分放心。私營企業主胡某某就是圈子里的一員，徐力群任銀川市房管局局長時，他就一直跟隨徐力群，之后，徐力群在哪里任職他就到哪里承攬工程，寸步不離、亦步亦趨。其間，徐力群不論是去外地旅游，還是家里需要裝修，甚至為特定關系人購買禮物他都會讓胡某某買單，將其當成“提款機”“錢袋子”。胡某某談到二人關系時說：“我就是徐力群的‘小跟班’，對他的話我言聽計從，從不違背。”這樣的“忠心”讓徐力群很是受用，在他的鼎力扶持下，胡某某從只能干點小工程的包工頭，成為承攬中衛市重要房地產項目的大老板，二人結成牢固利益共同體。
炮制假合同、假協議。徐力群手段隱蔽，他往往以象征性支付一小部分費用，或制作假合同、假協議，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來掩飾、隱瞞其受賄事實。2012年，為了給女兒在北京購買房產，徐力群向有求于他的老板高某某索要了400萬元現金。這之后，組織對徐力群其他問題進行函詢，為了掩人耳目，徐力群向胡某某索要400萬元還給高某某。后因胡某某與其利益牽扯過多，徐力群又讓另一個老板曹某某出資430萬元，以北京某公司名義購買其女兒的北京房產，辦理過戶手續（實際由其女兒居住），并將430萬元購房款轉給胡某某，多轉的30萬元是徐力群為應付組織核查給胡某某的“租金”。其間，徐力群多次編造房屋代持協議，試圖以假亂真。“為了查證、認定這一事實，我們多次與審理室、檢察院、法院進行會商、研究，這種情況還是比較少見的。”辦案人員說。
在反腐敗高壓態勢震懾下，一些黨員干部的貪腐方式也從直接收受財物逐漸轉向以隱蔽性較強的手段受賄。徐力群面對誘惑心存僥幸，既想斂財又想脫身，于是挖空心思鉆營算計。然而，再“天衣無縫”的受賄伎倆，其實質仍是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只要是違紀違法行為，即便籌劃得再“謹慎”、手段再“高明”，露出馬腳、東窗事發，不過是時間問題。
欺瞞組織、對抗審查調查的“總導演”
對待組織的態度，考驗著黨員干部的黨性。犯了錯誤后，是不是相信組織，有沒有主動承認錯誤，就是在關鍵時刻對黨性的檢驗。只有做到對黨忠誠，始終相信組織、依靠組織，自覺接受黨紀約束，時時檢身正己，才能行穩致遠。徐力群今日落得鋃鐺入獄的下場，也是其無視組織關愛、辜負組織一次次給予機會的結果。
據了解，自治區紀委監委在查辦徐力群前曾多次約談徐力群，希望其就有關問題進行說明，但徐力群總是矢口否認并巧言辯解。他把組織當作對立面，在每一次談話后都忙著去“善后”。
“徐力群案件比較復雜，推進艱難，是一起在全自治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辦案人員介紹，他一方面以“我是有特殊貢獻的人，組織不會把我怎么樣”來安慰自己和穩住涉案老板，并以他人名義辦理多張外地電話卡，方便其與老板們隨時保持聯系。另一方面他還讓前妻、現任妻子、女兒、女婿、母親以及弟弟等人與涉案老板頻繁串供，統一口徑，并通過偽造假合同、假借條、轉移贓款贓物等方式訂立攻守同盟。“他們經常在某個茶樓碰頭商量對策，為了更‘保險’，徐力群還邀請了所謂的‘偵查高手’，共同謀劃如何對抗組織審查調查。”辦案人員說。
在案件初核階段，專案組發現徐力群女兒在北京買房一事牽涉甚廣，十分可疑，多次與徐力群以及其女兒、女婿、前妻和涉案老板開展談話，發現他們之間有些說辭并不合理，但所有人均對徐力群收受財物一事矢口否認。后經查證，這些都是徐力群提前安排好的，他以“總導演”的身份，分配角色，編造臺詞，導演了一出對抗組織審查調查的戲碼。
2020年11月6日，就在自治區監委依法對徐力群采取留置措施的當天，他還在茶樓里組織相關人員開“碰頭會”，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動”。
審視徐力群滑向違法犯罪深淵的軌跡，其重大違法犯罪事實，基本都發生在2011年之后，其間，組織一次次的提醒，喚不醒“裝睡”的人。紙包不住火，再狡猾的狐貍也斗不過好獵手。徐力群故作聰明的“雕蟲小技”，不但沒有使其躲過“牢獄之災”，反而讓家人、朋友也陷入違紀違法泥沼。
“一路走來，我扮演過眾多角色，這一次是‘勸誡者’。”在移送審查起訴時，徐力群痛悔不已，“我用慘痛的代價換來了深刻教訓——黨員干部一定要加強黨性修養，強化黨紀意識，節制貪欲。要相信組織、依靠組織，切莫欺瞞組織，希望其他黨員干部引以為戒。”
徐力群懺悔錄（節選）
我做夢都不會想到，我的余生會以2020年11月6日被留置的方式開始。我被留置后，組織對我開展的談話教育如一面鏡子、開山之斧，使我靈魂深處翻江倒海，在痛苦中懺悔、反思、醒悟、知返。
貪欲失控是我犯下各種嚴重錯誤的主觀動因。失去節制的貪欲是精神鴉片，讓人欲罷不能。收受小財物看似是小問題，其實這時候，黨性黨紀意識已經被打開了小缺口。收受小財物一旦伸手很難住手，初次收幾百，下次收幾千，一時半會也出不了問題，但長期下去在欲望的驅使下，不斷重復這種過程，收到5萬時，就覺得1萬都是小財物，越收越多，助長貪欲膨脹，成為腐敗的主觀動因。
我初任房管局局長時，曾要求下屬不要給我送錢，但過了一兩年后，我開始收受個別對我工作支持力度大、交往比較多的同志送來的幾百元錢。這之后，對于別人送我的禮金禮品，有的我拒絕了，有的我上繳了，也有一些我悄悄收下了。就是這些小錢小禮助長了我的貪欲和僥幸心理，成為日后大節不保的主觀動因。當黨性蛻變、黨紀意識淡化、貪欲膨脹、權力制約弱化等主客觀因素疊加時，人就會失去理性，心存僥幸，毫無敬畏，只想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以滿足為快，不顧其他，犯下大錯。我在中衛市任職期間，為了鞏固與某特定關系人的關系，我拿老板的錢，給她買手表、鉆戒等。同時，在工作上，我公開違反工作紀律，幫老板承攬工程。想想當時敢這樣無所顧忌，一方面是自己的貪欲作惡（祟），另一方面我也錯誤地認為組織不會因為我違反工作紀律而處理我，就這樣我一步一步進入貪腐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我長期在工作上“硬”求進步，忽視了要始終甚至要時時刻刻警覺、遠離和不能觸碰紀法高壓線。我忽視了黨員干部最不該忽視的人生底線。這個忽視讓我成為罪人，這個忽視毀了我、毀了我前半生的奮斗成果，我在政治上是個糊涂人，只知道登高會給我帶來成功滿足，不知道墜崖會讓我一敗涂地。我沒有用心學過黨的紀律，只是大概知道一些概念，但不了解其具體內容及其處分規定。我長期對黨的紀律失學、失敬、失畏、失警、失省，終于有一天，貪欲失去節制、僥幸心理萌生，這就是災難的開始。那個時候，我的思想行動如鬼使神差般，紀法被拋在九霄云外，毫無顧忌，為滿足貪欲之快，向利益關系人索要財物，邁出貪腐和不歸之路的第一步，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直到今天有這樣的下場，我痛心疾首，悔之晚矣！
回首這一生走過的路，是我自己親手把畢生奮斗贏來的美好退休生活全給毀了，留下的是沒有盡頭的悔恨和痛苦！我用慘痛的代價換來的教訓是：作為黨員干部必須加強黨性修養，必須強化黨紀意識，必須節制貪欲。這個教訓對于我而言太晚了，但對于廣大黨員干部則是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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